1941年底，香港沦陷火配资，开始了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皖南事变后涌入香港的各地文化人士面临极大危机，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要求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抢救出来。廖承志、连贯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立即部署营救工作，决定趁侵占香港的日军立足未稳，且对香港情况还不熟悉，以及大批难民逃离香港的时机，以最快速度帮助滞港文化名人迅速转移。
香港沦陷
文化名人面临危机
01
1941年底，距龙川数百公里之外的香港，历时仅18天，香港被日军攻陷，开始了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
1941年12月8日早上8时，日军华南派遣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下令，其部下佐野忠义大佐指派步兵司令伊东武夫属下三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团作先遣部队，分3路从深圳打鼓岭、罗湖及新田进攻香港，加上后续跟进部队，日军此次战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4万人。
当时负责防守香港的军队主要有两个英军营、两个加拿大营、两个印度营，还有香港义勇军大约2000人，加上皇家炮兵团、港星炮兵团，以及驻守香港的英国皇家海军总共约1.5万人。
展开剩余86%战斗打响，英军的海空军战力就基本被消灭。12月9日，日军第三十八师团三个联队轻松突破深圳河，进攻九龙及新界的醉酒湾防线。至12月13日，九龙和新界全部沦陷；19日，日军陆续占领柏架山、毕拿山及渣甸山，港岛东面大片土地陷落。
25日，日军将领酒井隆、港督杨慕琦及守军总司令莫德庇，在九龙半岛酒店3楼日军总司令部举行了投降仪式。酒井隆暂代香港总督职务，日军士兵奉令“大放假”，在香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天是西方圣诞节，市民称之为“黑色圣诞”，自此香港进入黑暗的日占时期。
日军一经占领香港，就立即封锁铁路，以及维多利亚港两岸的码头，大肆搜捕抗日分子，并限令旅港的文化人前往“大日本军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
为何有此命令？这就得回溯至抗战初期。当时香港政治环境十分特殊，英国与日本和中国政府都有着正式的外交关系，港英当局又宣称对中日战争“保持中立”，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可以利用矛盾，在香港半公开地进行活动。1938年1月，廖承志、潘汉年等人奉命在香港设立了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地址在皇后大道中18号2楼，为照顾港英的所谓“中立地位”，办事处不公开挂出招牌，而用“粤华公司”的名义，以买卖茶叶作为掩护。而他们真正办公的地点，设在铜锣湾利舞台戏院附近耀华街一幢两层的楼房内，刘少文负责同中共中央联络的秘密电台也设在里面。
抗战烽火燃遍神州大地后，内地文化界精英将目光投向了香港。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政治身份，使其成为当时中国大陆居民眼中相对安全的避风港。皖南事变后，重庆、桂林等地的文化人士也陆续涌入香港。他们在这里寻得了短暂的庇护，也打开了及时了解世界格局变化的窗口。
谁知战局变幻火配资，好景不长，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澳门相继沦陷。
12月20日，粤省政府成立抢运港侨委员会，拨出40万元救济费抢运香港难民，其中就包括滞留香港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800多人，他们的处境极其危险，人身安全已无法保障。而此前一日，即12月19日，时年45岁的诗人林庚白欲从友人黄慕兰家后门悄悄外出，被驻守天文台的日军疑为“奸细”，开枪射杀于路旁，他的妻子、南社成员、诗人林北丽右臂中弹重伤。仓促间用棉被包裹尸体，将林庚白葬于黄慕兰家对面的菜圃中，留下记号，以便日后迁葬时辨认。骆剑冰听闻信息后，化名写了悼念文章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周恩来还在文稿上加了几笔，予以修正补充。
大营救部署的关键时刻
02
在此关头，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及时向香港的潘汉年、廖承志等发出了几封加急电报。第一封电报说，战争打响了，许多重要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被困留香港，是否可以设法送他们到东江游击区或南洋等安全地区去？第二封电报则强调，他们是我国文化界的精华，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抢救出来。同时，尽可能协助那些反法西斯战线的外国友人逃出虎口。周恩来还对撤离香港的路线作出指示：除了去广州湾（今湛江市）、东江外，马来西亚也可去一些人，如去琼崖与东江游击区则更好。随后，周恩来又几次为中共中央南方局起草电报，询问：“港（岛）中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尤其是九龙方面的朋友是否已退出？与曾生部及海南岛能否联系？”
■1942年元旦过后，廖承志（左）、连贯（中）、乔冠华（右）等人离开香港，分赴韶关、老隆两地，提前布置国民党统治区沿途各地的护送工作。（资料图片）
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等要不惜代价组织营救。为使营救工作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南方局设法筹集了20万元营救费。
■张文彬（资料图片）
廖承志、连贯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立即部署营救工作，决定趁侵占香港日军立足未稳、对香港情况还不熟悉及大批难民逃离香港的时机，以最快速度帮助滞港人士迅速转移。
12月9日，廖承志收到周恩来发来的第一封电报时，还能够及时向张文彬、尹林平、梁广等人传达要求，并且对香港的形势交换了意见。没几天九龙半岛就被日军完全占领了，那时，尹林平刚刚回到九龙的住处，张文彬、梁广则还留在香港岛，而日本又封锁了九龙与香港岛之间的交通，各人的联系也随之中断了。廖承志收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发来的第二封紧急电报时，要再作传达已不容易，想召集各方开会研究整个营救方案，更是不可能了。
廖承志当机立断对整个营救行动作出部署：把香港岛方面的营救工作交给刘少文指挥；从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护送工作，由尹林平组织力量开展；从惠州到韶关国统区沿途的接送工作，由连贯协调各县的党组织负责；从韶关到桂林等地的交通安排，则派乔冠华前往韶关建立秘密联络站，依靠社会力量完成任务。
九龙方面的营救护送，尹林平指定何鼎华、李健行负责，统领各个秘密联络点，并与东江游击区派出的两支短枪队密切联系。
勘定营救路线
老隆成重要转运站
03
作出部署后，廖承志等人派人设法与文化、民主人士取得联系后，撤退营送工作分水、陆两路同时进行。除少数人取道五邑、广州的西线撤离外，将大部分人秘密护送到港九游击基地，再转移到惠（阳）东（莞）宝（安）根据地，最后护送到大后方。同时，明确从九龙到惠州的安全护送工作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前身）负责，从惠州到老隆由前东特委负责，从老隆到韶关的安全护送工作由后东特委负责，到韶关后，则由粤北省委和乔冠华具体安排他们转移到桂林、武汉或苏北抗日根据地。
具体安排为：文化名人抵达老隆后，设两条营送线，一条营送线是老隆—兴梅—大埔—闽西南，胡一声（驻兴梅）负责沿途随行等工作；另一条营送线是老隆—曲江（韶关）—衡阳—桂林（后往重庆），由乔冠华（驻韶关）运筹安排，两条线均由连贯（驻老隆）负总责。
从香港到老隆这条路线究竟要怎么走，廖承志、连贯等首先要自己先顺利到达老隆。1942年1月2日凌晨，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在李健行的引领下，花费了不少心思、精力，乘船顺利地闯过了日军封锁线，于次日清晨5时，在沙鱼涌靠岸。廖承志等3人休息片刻后继续赶路。在坪山东南偏僻山沟石桥坑没有人住的石屋里，会见了曾生、彭沃等人，传达了接待文化群英的部署，又马不停蹄地经过坪山、茶园、淡水等日军、伪军、土匪占据的犬牙交错的地区，排除了几次险情，终于来到惠州城，住进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卢伟如以“昌业公司”为掩护的联络点。其间，廖承志见到中共东江前方特委书记黄宇、惠阳县委书记谢鹤筹等人，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营救文化界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指示，并一起研究了如何加强淡水到惠州城这一段路线的接送工作。
1942年1月下旬，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从惠州乘船抵达老隆。从老隆往西去，可到韶关，经湖南省转去广西、四川；往东，则可经兴宁、梅县、大埔转去皖南、苏北。
廖承志到达老隆后，向中共东江后方特委书记梁威林等传达了中央关于营救工作的指示，并且作了部署。
有了从香港到老隆这条路线的实践经验，他们确切知道，由于粤汉铁路南段已被日军控制，要把困留在香港的文化群英向大后方转移，那就非经惠州北上老隆不可。经过商议，决定拨出3万元给廖安祥在惠州开办源吉行，经营棉纱、布匹、轮胎等生意，由卢伟如作为后台老板，以配合交通联络点的工作。当一切布置妥当之后，廖承志和乔冠华便先后离开，到韶关继续安排营救文化界精英的工作，连贯则留在老隆。
老隆此时成了营救与护送文化界精英脱险的重要转运站。连贯作为营救工作重要负责人之一火配资，精心安排并指挥文化和民主进步人士的大转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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