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海永星速配
编辑|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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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嘉靖元年，紫禁城内，气氛冷冽。年仅十五岁的新君朱厚熜登上皇位，不曾阅兵，不曾校场，第一场战斗就在纸面上打响。他不肯认“孝宗”为父，也不接受“冒名”的太庙祀典。
他提出的要求看似简单——生父应尊为皇帝，生母应称皇太后。这话一出口，满朝震惊。群臣劝，他不听。劝多了，他动手。一场关乎“礼法”与“皇权”的角力，就此爆发。
即位之后，风起太庙
嘉靖元年，四月二十日，明武宗朱厚照驾崩。宫中哀乐未停，继承人问题立刻摆上案头。皇室无嗣，京中权臣商议继立远支。内阁首辅杨廷和提议迎立兴献王之子朱厚熜。朱厚熜时年十五，尚在湖北安陆。
展开剩余90%文书下达，官员前往安陆迎驾。朱厚熜接受旨意，进京即位。他是皇帝，却不是正统皇子。名义上，是“兄终弟及”；礼法上，是“继统非出”。他明白自己身份特殊，也明白这身份带来的礼法裂缝。他没声张，但没有一件事他不记在心里。
五月初一，奉天殿登基大典。礼仪如制，文臣百官行三跪九叩之礼。朱厚熜目视台下，神色平静，动作简洁。他接过玉玺，口称“承祖宗大统”，却不提孝宗一句。接下来的日子，他开始处理政务。朝中群臣上表恭贺，新皇即位，祀典未定，必先定“皇考”称谓。
这才是第一根刺。
群臣按照祖例，起草奏章，称孝宗为“皇考”，朱厚熜为“嗣皇子”，强调“承先统”。一纸文字，激怒新帝。他批得极快，写：“朕生于兴献王府，何得称孝宗为父？”没人想到，他会直接推翻宗法起点。
礼部尚书毛纪最先反应。他找杨廷和密谈，认为新帝年幼，应暂缓祀典争议。但朱厚熜接连召见张璁、桂萼等年轻士人，态度坚决。张璁建议：追尊生父为帝，可入太庙，名为“睿宗”，理可通变。这成为一场礼制风暴的发令枪。
嘉靖元年六月，第一次朝会讨论“皇考归属”。毛纪明确反对，称“既为嗣子，当奉宗父”。朱厚熜脸色未变，只问：“何法可据？”毛纪引《大明会典》《明太祖谥法》，历引三朝成例。朱厚熜点头，未再争。朝臣退后，他却在私下召见张璁，命其草拟“尊父为帝”诏书草案。
七月，诏书草案完成。内容明确提出“兴献王当追谥为帝”，神主拟称“睿宗裕皇帝”，祀入太庙第三列，次于太祖、成祖。桂萼负责庙制设计。两人迅速行动，未经礼部审议，绕过毛纪，递入内廷。
毛纪震怒，上书谏阻。朱厚熜未回，只是把奏折交张璁批注，再递回给事中。朝中议论四起，多位官员加入谏言。王元正、李梦阳、乔宇等人提出“不可祀非统宗”。他们坚持，生父非正统血脉，不能擅祀。
朱厚熜开始动手。他命锦衣卫监控反对大臣动向，密令外放毛纪，令其“巡抚南直隶”，实则软禁。杨廷和告病归里，礼部诸官换血。没有流血，但政局已翻盘。
九月，第二道诏书下达。命工部选地，建世庙。地址在皇城东南，规格比照太祖庙制。百官面色如土，唯张璁、桂萼跪谢圣恩。御史齐继宗上疏称：“祀典动根本，臣窃惧。”朱厚熜直接命其入狱问罪，廷杖二十，贬为庶人。他不再藏锋，开始逐一清算。
同年冬，世庙动工，神主木雕已制。嘉靖帝亲自定制神主铭文，谥号、庙号、位列，逐一确认。他避开群臣，召见亲信，日夜核定庙规。张璁进言调整祀日，他准。桂萼提出以“皇子礼”兼顾“继嗣礼”，他斥：“无此二义，唯朕所定。”
大礼议起，臣下失势
嘉靖二年春，张璁被任命为礼部右侍郎。权柄骤升，引起朝中不满。桂萼则被任为翰林院修撰，专责修改会典中相关祀典章节。两人形成嘉靖礼制改革核心。毛纪旧部、杨廷和门人多有上疏反对，但均被压制。
最激烈的，是在御史屠滽的奏折中。屠滽直言：“尊生父为帝，是乱昭穆，废宗统。”他被廷杖四十，贬为潮州判官，途中病死。这是大礼议中首位“折命之臣”。
嘉靖不以为意。神主已经立起，庙已封顶。他开始要求太庙祀典调整。原顺序为太祖、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宪宗、孝宗、武宗。嘉靖提出：“应列睿宗于第三位，其后再序历朝。”礼官反复请示，答复永远是一个字：“准。”
礼部侍郎顾璘私下请张璁斡旋，被弹劾“结党营私”，贬至南昌。张璁提议修撰《睿宗实录》，由桂萼执笔，三个月成书。内容包括睿宗“训子有方”“民间贤王”等事，虽无记载，却无人敢提异议。史料成为嘉靖意志的延伸。
嘉靖三年春，张璁入内阁，权重一时。他着手修改《大明会典》，彻底将“睿宗”列入太庙祀典法条。原文“列历代皇帝位次”部分被删除，新增“凡皇帝生父，若追尊为帝，应立世庙，祀如制”。这一条款，经中书舍人四审，未改一字。
百官明知不合祖制，却无一人敢抗。此前有反对者不是被打就是被贬，朝中气氛日趋压抑。议礼之声逐渐熄灭，大礼议已由纸上争论，变成现实格局。
同年冬，世庙举行初次献祭，嘉靖身穿吉服，亲自行礼。礼官规避多处争议，使用模糊术语，如“皇亲”、“献帝”。嘉靖当场修改祝文，加上“朕之父睿宗”字句，礼官低头无言。
祀典结束，他回乾清宫，未言一字。张璁、桂萼随侍，呈上神主定本。嘉靖亲笔在其下写：“此位永定。”
这一笔，意味着祖制已改。谁再议礼，便是抗旨。
分祀天地，庙制重构
嘉靖三年之后，朝中反对声音大幅减弱。御史不言，礼部谨慎，内阁顺从。张璁、桂萼地位巩固，世庙正式列入国家祀典。但嘉靖并未止步。他将目光投向更广——天地祀典。
他认为天地合祀不合古礼。《周礼》记“天地异坛”，《礼记》称“日祭于朝，月祭于夕”。嘉靖引用古籍，指出自太祖以来合祀天地不合“上古之法”。他说应分坛、分地、分祀，不可混淆。张璁附议，建议在京师另设“地坛”“日坛”“月坛”。
嘉靖五年初春，命工部定址。地坛在北城，月坛在西，日坛在东，按《礼记》星宿方位布置。他亲自圈地，命太监监工。三月动工，六月完工。朱漆丹柱，青砖素顶，四坛皆建。建成之日，未奏凯歌，仅留旨意两行：“依古礼建坛。朝祭有常。”
群臣虽感突兀，却无力劝阻。桂萼撰《坛典新仪》，规定祭天地、日月各以四时举行，皇帝亲祭，百官陪祀。原本每年冬至合祭天地的郊祀仪式，拆分为两场。冬祭地坛，夏祭天坛；春祭日，秋祭月。时间地点、供品服色，皆按嘉靖设定执行。
礼部曾建议由官代祭，以减频繁动驾之劳。嘉靖拒绝。他亲自乘辇出宫，每年四次，按坛就位。神乐声中，朱袍映坛，内监递圭。臣工跪伏，不敢仰视。从未有皇帝如此执着亲祭，从未有礼制改动如此彻底。
他命内阁修改《郊祀录》，增列“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各项仪节。张璁重新校订祷文，凡提“上帝”者皆改为“皇天”；凡称“天命”者删去，以“感灵”“致诚”代替。他要求所有祝文不得有“奉先帝制礼”，只书“奉圣训”。
这一系列动作，改变的不只是祀典制度，更是朝廷书写权力的方式。原本由祖宗立的礼法，变成皇帝手里的工具。
嘉靖六年秋，九庙重修。他认为太庙列序不清，睿宗庙制规格未足。命工部拆除东配殿，增建三殿，并列太祖、成祖、睿宗。三位帝王庙门等高，门额同宽，殿柱等长。工部尚书反复建议“高低应异”，他批：“改。”
建筑完工，礼部定昭穆。嘉靖再度亲自改定，命睿宗列第三位，孝宗、武宗之后。礼部尚书徐阶私下与张璁议：此举违制，恐留话柄。张璁答：“君意已决。”徐阶沉默。无文臣再提异议，所有规矩已被改写。
嘉靖亲自巡视新庙，命书“睿宗裕皇帝神位”金匾，挂于大殿中。门口守卫两班，轮值昼夜。太庙之外，唯此庙有此待遇。庙前设仪门、丹墀、乐舞台，皆仿太祖庙制。国子监礼生每日早课，需在此庙祭读章文。
他还设“世庙志”，由桂萼主编。共十卷，记述睿宗事迹、祀典经过、庙制沿革，全部采信嘉靖口述，不采地方志。张璁称其为“正统立传”，朱厚熜批：“可。”
他没有改变朝代，却重设朝代的记忆方式
规矩书成，谁敢再言？
嘉靖八年，世庙首次“祔正典礼”举行。日未出，钟鼓先响。大殿香烟缭绕，宫中百官列队至庙前。朱厚熜身着大祭服，步履缓慢登阶，身后桂萼执帛书，张璁持圭器。
祭典开始，太常寺官念祝，读至“皇父睿宗”处时，声音微颤。殿中寂静。嘉靖未言，望神位而拜，三拜九叩，起身，转身离去。整个典礼，仅用一刻，无言之下，全朝皆服。
此后，祀典按新制年年举行，无一人再议“宗统”、“冒父”之说。旧臣死者如毛纪、屠滽，贬者如乔宇、顾璘，皆无复职。新臣皆出张璁门下，称礼为“圣训”，称庙为“新制”，无人再提“祖宗定礼”。
嘉靖九年，桂萼奉旨修《明礼通典》，将新建祀典、世庙祭祀、天地四坛、神主位序全部录入，合五十卷，装帧金线，列于内阁档案。《明实录》亦据此修订，删去早年礼争记录，只记“皇帝定典，尊父祀之”。
张璁离世后，徐阶入阁。徐阶谨慎应对，所有事皆请示，不敢擅断。嘉靖倦政，常年居乾清宫不出，朝会稀少，政务批红简短。除祭祀之外，不临朝三月为常。
他把规矩写进了制度，也写进了“沉默”。群臣不敢多言，制度无人敢改。所有《大明律》中有关“宗法祀典”之条，皆未再动。他自己说过：“书成，则礼定。”他信这句话，也信只有由他落笔，才有资格称为“礼”。
乾清宫的卷帘常闭，宫门上朱红未退。皇帝已不多出，但他的制度四处可见。官员行祭、学生讲礼、礼部颁典，处处引用嘉靖年间制度。即使后世皇帝尝试变更，也往往“参嘉靖旧制”。
至此，“朕就是规矩，规矩就是朕”虽非出自其口，却实实刻于明制之中
没有公开对抗，没有刀兵动乱永星速配，仅靠一人之志，一纸一诏，便将祖宗制度尽数更易。明人不议，后人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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